優化改革課程教學 造就卓越新聞人才來源：《青年記者》2019年10月上 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目標的具體要求 2013年6月，教育部、中宣部聯合印發《關于加強高校新聞傳播院系師資隊伍建設，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意見》，提出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18年9月，教育部、中宣部聯合印發《關于提高高校新聞傳播培養能力，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提出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這個卓越計劃2.0的目標是： 經過5年的努力，建設一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宣傳教育基地，打造一批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新聞傳播專業點，形成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體系，培養造就一大批適應媒體深度融合和行業創新發展，能夠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優秀新聞傳播後備人才。 單就卓越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目標來說，計劃2.0的要求是“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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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比2013年提出“全媒化”“應用型”“復合型”（原文表述是“培養具有全媒體業務技能的應用型、復合型新聞傳播人才”）的要求高出許多：從“應用型”提升到“專家型”，可以說具有本質的飛躍。 在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出台之前，教育部2018年初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明確新聞傳播類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具有全媒體新聞傳播知識和能力的應用型、復合型、創新型人才，以及具有全球視野和跨文化傳播能力的國際新聞傳播人才。”簡言之，國家標準對新聞傳播類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要求共有五個方面，即“全媒化”“應用型”“復合型”“創新型”“國際化”。考慮到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培養對外語的特殊性，“國際化”主要是對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專門要求。 按教育部高教司吳岩司長的解釋，首次頒布的國家標準“保底不封頂”，既對各類專業提出教學基本要求，也就是“兜底線、保合格”，同時又對提升質量提出前瞻性要求，也就是“追求卓越”。□可以這樣理解，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計劃1.0的“應用型”要求就是“保底”，而計劃2.0的“專家型”要求則是“追求卓越”。因此，把國家標準與計劃2.0的培養目標結合起來看，如今的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目標至少要做到“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創新型”四個方面。顯然，這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目標要求。 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與教學模式的改革與創新 如何達成這個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目標要求?《關于提高高校新聞傳播培養能力，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給出的改革任務和重點舉措是：1.開創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新局面；2.打造新聞傳播人才德育新模式；3.邁向一流新聞傳播專業新目標；4.推動部校共建新聞學院新發展；5.開闢高校與新聞單位互聘新領域；6.構建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新範式；7.邁上高等新聞傳播教育質量新台階。 應當說，這些改革任務和重點舉措為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指明了方向。近年來，國內新聞傳播教育界也對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開展了一定程度的研討：或闡述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或探討卓越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規格□，或論述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方向、原則、路徑與機制□，或剖析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面臨的問題□，等等。通過研討，大家對高校推進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認識越來越明確。不過，現有研討主要著眼于宏觀，基本上停留在戰略與策略層面，很少觸及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操作層面。 培養“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創新型”的新聞傳播人才，意味著新聞傳播專業學生既要具備全媒體的知識和能力，又要通專結合，一專多能，而且具備開拓創新的素質。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其實具有相當難度。究竟應當怎麼實施？在近年的一些研討會上，我曾講過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的基本思路：文理兼收，大類培養；學科交叉，跨界融合；本碩貫通，通專一體；夯實基礎，提升能力；創新實踐，個性成長。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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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對人才培養模式的思考。如果落實到操作層面，可以把問題簡化為“教什麼”和“怎麼教”。 “教什麼”涉及兩個方面，大的方面是究竟要開設什麼樣的課程，從而形成結構優化的課程體系；小的方面是每門課程究竟要傳授什麼內容。新聞傳播專業課程體系的優化，盡管面臨著這樣或那樣的挑戰，但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還是比較容易。譬如說，厚積人文社科基礎（甚至包括一定的自然科學基礎），夯實專業知識，充實新媒體技術，通曉特定領域的專門知識□，提升業務能力，可以說是優化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課程體系的基本原則。真正困難的，是本著這樣的原則制訂出培養方案或教學計劃之後，如何科學而合理地建構、傳授各門課程的內容。這是因為，隨著傳播科技的迅猛發展，傳媒業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急劇變革，課程內容的優化乃至重構，已成為擺在新聞傳播教育界面前的時代課題。 “怎麼教”涉及兩個層面，一是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二是教學模式的改革與創新。按教育學專家的說法：“人才培養必須解決七個問題：一是教育理念的提出；二是人才培養目標的確定；三是人才培養對象的選擇；四是人才培養主體的開發；五是人才培養途徑的利用；六是人才培養過程的優化；七是人才培養的制度保障。”所謂“人才培養模式”，就是培養主體為了實現特定的人才培養目標，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導和一定的培養制度保障下設計並實施的專業設置、課程安排、教學活動等人才培養過程的理論模型與操作樣式□。至于教學模式，則“是從教學原理、教學內容、教學的目標和任務、教學過程直至教學組織形式的整體、系統的操作樣式”□。大體上，教學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點：一是有一定的理論指導；二是需要完成規定的教學目標和內容；三是體現一定的教學活動序列及其方法策略□。 課程體系的優化與完善，屬于人才培養模式的內容之一。兩者都是比較宏觀的範疇，暫不討論。微觀層面，盡管理論上可以把“教什麼”與“怎麼教”分開討論，但在實際的課程教學過程中，兩者其實很難分開。這是因為，當我們說教學模式的時候，已經包含了課程的教學內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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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試以媒介批評教學為例，著重從課程教學模式的優化與創新這個角度，談談卓越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 媒介批評教學與教學模式的優化與創新 媒介批評是一個新興領域。1995年，國內才有關于媒介批評的研討文章，這是國內媒介批評的理論自覺。2001年，劉建明《媒介批評通論》和王君超《媒介批評：起源·標準·方法》先後出版，劉著是教材，王著是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出版的專著。其後不斷有著作和教材陸續問世。從教學角度看，2000年前後，媒介批評陸續進入大學新聞傳播院系的課堂，成為部分大學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選修課。 由于媒介批評研究的學術積澱不多，本科與研究生的開課時間不長，尚沒有成熟的教材，專業師資也較為缺乏。就本科教學而言，媒介批評究竟要“教什麼”，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不同的大學、不同的教師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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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很大。對于一門新興的課程來說，這或許是可以理解的。更大的問題，或者說主要的問題，還在于“怎麼教”。長期以來，我國教學尤其是文科教學習慣于“傳道、授業、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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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以教師為中心，注重教師講授，學生則習慣于接受，習慣于記誦。如果媒介批評課程也主要由教師講授有關媒介批評各方面的知識，不僅違背了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目標與要求，而且違背了媒介批評本身的內在規定性。 粗略劃分，似乎可以說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全媒化”“復合型”側重于專業面向的要求，而“專家型”“創新型”則是對專業水平的要求。從知識範圍上看，“專家型”與“復合型”密切相關，譬如一個學生不僅學新聞傳播，而且學經濟，或學法律，那麼他就有可能成為經濟報道或政法報道領域的專家型記者。所以，主輔修專業、雙專業雙學位成為大學復合型人才培養的一種制度安排。從專業能力上看，新聞傳播“專家型”人才培養，主要還是培養學生擅于運用已掌握的知識來準確把握問題實質、透徹分析來龍去脈的能力，能夠揭示事件、現象、問題“如何”背後的“為何”。因此，批判思維、分析能力至關重要。而“創新型”人才培養，就是要培養具有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和創新精力的人才。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和創新精神從哪裡來？不僅來自廣博而扎實的知識，來自較高的專業水平，而且來自強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來自獨立思考能力，來自批判思維能力，來自敢作敢為的探索精神。從專業能力上說，新聞傳播“專家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就是要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獨立思考能力、批判思維能力、綜合分析能力。 媒介批評正是培養學生這些能力的良好教學載體。所謂媒介批評，就是對媒介的批評，是對媒介的是非、得失、善惡、美醜作出分析與評價。我曾把媒介批評的範疇劃分為五個方面：其一是文本層面的媒介批評，針對新聞與廣告等媒介產品展開；其二是行為層面的媒介批評，針對媒介活動中的傳播倫理與媒介法規展開；其三是現象層面的媒介批評，針對某種帶有普遍性的媒介現象展開；其四是體制層面的媒介批評，針對媒介體制問題展開；其五是文化層面的媒介批評，針對媒介文化問題展開□。不管哪個層面的媒介批評，本質上都是一種學理實踐，一種理智實踐，是運用有關概念、思想、理論來對媒介的所作所為進行的學理反思與價值評判。 因此，從培養學生好奇心和想象力、獨立思考能力、批判思維能力、綜合分析能力著眼，從媒介批評的學理實踐、理智實踐本性出發，媒介批評課程的教學絕不能停留在教師講、學生聽的傳統教學模式上，必須從現代教育理念出發，以學生為中心，以問題為導向，引導學生開展媒介批評活動，讓學生在媒介批評實踐中理解媒介批評的知識，領會媒介批評的精神，掌握媒介批評的方法。20年前，我在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任教的時候，就曾把媒介批評實踐引入碩士研究生新聞傳播理論的教學過程，讓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撰寫報評文章，對學生專業能力的培養收到良好效果。根據學生的自我總結，我曾把學生寫作報評文章的成效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改變了學生認為理論無用的偏見，使其體會到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第二，培養了學生審視媒介的專業眼光，使其深化了對新聞業務的感性認識和理性思考；第三，促進學生對各種知識的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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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提高了運用理論來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第四，激發了學生對理論學習的熱情，特別是使學生養成理論聯系實際、獨立分析問題的自覺性?。 本科生的媒介批評課程，可以而且應當進行充分的教學改革，從根本上把灌輸式教學轉變為啟發式、參與式、討論式教學，組織學生開展探究性學習。探究性學習，要求教師鼓勵學生自己提出問題、討論問題，自己提出答案。教師對媒介批評的基本知識和理論問題做出簡明扼要的講授之後，就應當讓學生主動地運用已學習掌握的有關理論與實務知識，來分析評價當前新聞傳播實踐中值得關注、分析、探討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然後把自己或小組研討所取得的成果拿到課堂上分享交流，在討論中進一步修正或深化自己的認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教師可以無所事事，教師對學生的探究式學習要做好選題規劃與指導，對學生的交流討論要發揮點評、點撥、引導、提升、總結的“教練”作用，使教與學融為一體，更好地發揮課程教學在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中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 【本文為2019年重慶市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委託項目“媒體融合與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創新”（編號：193018）、2018年重慶市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一般項目“新聞傳播學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體系及其操作路徑”（編號：yjg183003）成果】 注釋： □吳岩：《〈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有關情況介紹》，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8n/xwfb_20180130/sfcl/201801/t20180130_325921.html，2018年1月30日 □童兵：《深刻認識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重大意義》，《當代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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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6期 □□陳昌勇：《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規格論》，《中國出版》，2017年第17期 □高曉虹：《立足新時代發展方向 培養卓越新聞傳播人才》，《中國大學教學》，2018年第4期；張昆：《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統領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中國高等教育》，2014年第13、14期；董天策：《深化新聞觀教育 造就卓越新聞傳播人才》，《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16年3月2日，第1版；韓永青 李天福：《基于校媒合作模式的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機制研究》，《傳媒》，2016年第1期 □餘克光：《關于目前國內高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問題的再討論──對“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解讀與分析》，《新聞大學》，2015年第5期；劉吉冬：《新聞傳播類專業卓越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及思考》，《教育教學論壇》，2019年第15期 □董澤芳：《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概念界定與要素解析》，《大學教育科學》，2012年第3期 □葉瀾主編：《新編教育學教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轉引自何克抗、吳娟：《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的教學模式研究之一──教學模式的內涵及分類》，《現代教育技術》，2008年第7期 □張武升：《關于教學模式的探討》，《教育研究》，1988年第5期 □董天策：《媒介批評的空間──〈中外媒介批評·第2輯〉卷首語》，《新聞記者》，2011年第2期 ?董天策：《媒介批評：新聞教育理論聯系實際的有效途徑》，《新聞界》，2001年第4期 （作者為重慶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大學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院主任，本刊學術顧問）來源：《青年記者》2019年9月下 智能化是近年來媒體創新的重要方向。從現階段媒體智能化實踐來看，其實質是運用人工智能中的自然語言處理、語音交互、計算機視覺等技術輔助或直接進行內容生產，同時利用機器學習技術，由數據驅動完成內容的自動化分發。如果我們將媒體視為“信息業務+組織機構”的組合，那麼會發現當前的媒體智能化更多地是一種業務智能化，組織智能化維度的實踐與探討還基本處于缺失狀態。 智能技術不等于人工智能，它是一個技術群落，同時還包括5G、物聯網、雲計算、邊緣計算、數字孿生以及區塊鏈等□。Web2.0技術給傳播帶來的深刻變革在于賦權，並由此開創了“人人皆媒體”的去中心化傳播格局；智能技術對傳播的深刻影響在于賦能，力圖不斷提升內容生產力，建立供給與需求的精準連接，加快信息流動從量大到質優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釐清智能技術的賦能機理，從組織維度思考其賦能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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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我們把握媒體的組織智能化問題。 賦能概念溯源：相互關聯的個體賦能與組織賦能 賦能最初是一個心理學概念，指“個體或者組織對客觀環境與條件擁有更強的控制能力來取代無力感的過程”□。被賦能過程取代的無力感與心理學中的另一概念“自我效能感”相對應。自我效能感是“人們對自身能否利用所擁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項工作行為的自信程度”□，它是將能力轉化為行為的中介，需要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實踐”□來提升。 20世紀90年代，賦能概念被廣泛應用于人力資源管理領域，形成了管理學中的授權賦能概念。授權賦能意指“授予員工職權並提高其能力”□。相比于傳統的授權管理方式，授權賦能最大的不同是將授予權力的範圍從“職位權力”擴展到了“非職位權力”，同時將“培養能力”作為一項重要的管理目標，而產生這種差異的根源在于授權賦能的非零和博弈思維，它主張“當兩個或更多的人共同分享信息、知識及責任時，總體權力會增加”□。通過釋放員工的潛能實現組織創新是授權賦能的核心要義，具體來說是從組織層面建立授權賦能的制度與氛圍，在員工層面提升其自我效能感與工作主動性，在領導層面強調對下屬的激勵、培養與權力授予，即授權賦能的三個關鍵維度──結構賦能、心理賦能和領導賦能□。 如果將管理學中的授權賦能概念與心理學中的賦能概念（二者均對應empowerment，只是譯法不同）作比較，會發現對賦能的理解存在兩種路徑：一是授權賦能對應的組織賦能路徑，二是賦能原初意義上的個體賦能路徑。由于組織本身即是個體的集合，因而個體賦能與組織賦能不僅有相通之處，某種程度上也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例如，授權賦能中的心理賦能維度即是對賦能原有意涵的延伸。具體來說，心理賦能是指個體形成“內在工作動機”的過程，它取決于個體對“工作意義、勝任力、自主決策權與影響力”□四個方面的評價。提升對勝任力的評價即是形成自我效能感，也即個體賦能的原義。而對工作意義、自主決策權與影響力的評價，則分別對應“個體價值觀、行為與工作角色間的一致性程度”“對工作行為和過程進行控制或選擇的感覺”以及“關于自己能夠影響組織經營結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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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個體置身于組織結構之中、參與正式的組織實踐才擁有的心理感受，也是在組織賦能中延伸的個體賦能範疇。 技術賦能：以數據、計算智能與人類智能驅動價值的共創 近年來數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技術賦能的概念逐漸興起。如普華永道在《科技賦能B端新趨勢白皮書》中就具體分析了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對企業賦能的方式，大致勾勒了現階段技術賦能的全貌。報告認為，物聯網技術幫助企業優化質量控制、提升用戶體驗；人工智能技術通過自動化提高企業運營效率、降低成本；區塊鏈技術減少企業運營的流程環節、增加安全性與行業透明度；雲計算技術輔助企業進行數據儲存與分析；大數據技術向企業傳導用戶需求，協助企業進行客戶分析、運營優化、風險管控等全價值鏈升級□。從現有的技術賦能研究成果來看，不少學者是以互聯網賦能、數字化賦能或“智能+”等相近概念展開討論的。目前對于技術賦能的理論表述尚未形成共識，但研究者普遍認為技術環境的變化使賦能的內涵與維度均得到了進一步拓展。 具體來說，其中包含了兩類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在共享經濟時代，顧客已成為賦能的新對象，企業的價值創造由內部驅動逐漸轉變為外部驅動，企業與顧客的價值共創成為賦能的新內涵。這意味著新技術環境下的賦能不再僅僅圍繞著組織與組織內的個體（員工）展開，而開始具有向多元社會主體發散的趨勢，轉為追求更高層次上的整體增權升能與價值創造。第二類觀點認為，資源賦能是賦能的應有維度，在大數據時代數據賦能成為資源賦能的核心內容。數據賦能是通過海量數據間的關聯來定位價值生產鏈條中的短板或發現新的需求，並基于平台聚集起零散、邊緣或非正式化的價值生產節點，賦予其數據獲取與生產的能力，以此補足並豐富價值生產的生態。具體來說，數據獲取與生產的能力是指“通過無線通信網絡連接數字化產品的連接能力”“包含用戶行為感知、動態資源分配和靈活分級服務的智能能力”，以及“將智能產品和網絡產生的海量數據結構進行數字化處理，形成有價值信息的分析能力”，即數據賦能的三個維度──“連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唯有讓數據在開放性結構中自由流通才可能發揮平台的配置作用，因而數據流通是數據賦能的前提。 此外，人工智能的賦能問題也得到了普遍關注。人工智能是“利用數字計算機或者數字計算機控制的機器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通過感知環境、獲取知識並使用知識獲得最佳結果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從人工智能的發展現狀來看，能夠產生知覺和自我意識的強人工智能“至少在未來幾十年內難以實現”，現階段的弱人工智能“本質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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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為數據”?，將其稱為計算智能或更為準確。由此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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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賦能機理是機器按照人類設定的程序邏輯或軟件算法，通過芯片等硬件載體來解讀數據、挖掘數據間的因果關系，以輔助人類對未來作出預判進而形成更優化的行為方案。 綜上所述，新技術環境下的賦能內涵是以數據、計算智能與人類智能驅動價值的共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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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平台、硬件載體與軟件算法是支撐技術賦能的基礎，人、組織、物等各節點間的交互是技術賦能的數據來源，因共同價值目標而凝聚的動態共生群落是技術賦能的智能引擎，基于開放、共享與共創前提的資源優化配置是技術賦能的路徑。 媒體組織智能化：實現技術賦能、組織賦能與個體賦能的有機結合 站在賦能角度，組織智能化的實質是技術賦能、組織賦能與個體賦能三者有機結合的過程，組織既是賦能的對象也是賦能的主體。組織的智能化程度取決于技術賦能的內在規定性在組織結構中的體現，如平台開放的層級與程度、組織內外各節點間的交互是否順暢、能否吸引並有效組織足夠多的外部合作者，以及能否及時調用充足的軟硬件計算資源。組織智能化的目標是對員工、合作者與用戶均產生賦能效應，具體來說是對員工進行心理賦能、對合作者與用戶進行資源賦能。如給予員工足夠的自主決策權、賦予合作者數據獲取與生產能力，以及為用戶提供定制化服務。簡言之，組織智能化即是以技術賦能組織、以組織賦能個體。 對媒體來說，組織智能化既是對新技術環境的被動適應，也是謀求自身發展的主動選擇。稱其被動是因為“信息技術是攜帶結構的，不僅包括了技術自身的邏輯結構，也包括了使用技術的組織結構”?；言其主動是因為媒體可以結合自身所處的環境、資源優勢與發展定位，在使用技術的層次與情境中重塑技術與組織形態。因而，“技術和組織在結構上是相互構造的”?，而非所謂的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一廂情願地改造。事實上，不論是技術賦能組織還是組織賦能個體，兩者間都是相互成就的關系。組織對合作者與用戶賦能的過程，即是形成與雙方目標均相匹配的資源配置、關系架構與運轉規範，最終促成共贏。從這個意義上說，智能化組織就是以人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通過協作式的相互賦能系統激發人的創造力以實現自我革新的組織形態。 目前來看，區塊鏈或許是最適宜搭載這種賦能系統的底層結構。區塊鏈技術可以在弱信任環境中實現多主體的信息共享與有效協作，區塊鏈分為公有鏈、聯盟鏈與私有鏈三種類型：公有鏈向所有人開放，聯盟鏈向聯盟成員開放，私有鏈則完全由組織內部控制。對于媒體組織來說，私有鏈可用作對內授權賦能、資源統籌與專業化內容生產的後端平台，聯盟鏈可用作促成外部協作式信息生產、對合作者賦能的中端平台，公有鏈則可作為及時響應用戶個性化需求、對用戶賦能的前端平台，三者各有側重又相互支持，從而共同加速媒體向賦能型智能化組織的轉變。 注釋： □阿裡研究院：《從互聯網+到智能+──智能技術群落的聚變與賦能》，http://www.aliresearch.com/Blog/Article/detail/id/21774.html，2019年9月7日 □□胡海波 盧海濤：《企業商業生態系統演化中價值共創研究──數字化賦能視角》[J]，《經濟管理》，2018年第8期 □週文霞 郭桂萍：《自我效能感：概念、理論和應用》[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雷巧玲：《授權賦能研究綜述》[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6年第8期 □週文輝 李兵 週依芳 陳凌子：《創業平台賦能對創業績效的影響：基于“海爾+雷神”的案例研究》[J]，《管理評論》，2018年第12期 □□劉雲 石金濤：《組織創新氣氛對員工心理賦能的影響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9年第2期 □普華永道：《科技賦能B端新趨勢白皮書》，https://www.pwccn.com/zh/consulting/publications/new-trends-technology-enabling-to-b-services-whitepaper.pdf，2019年9月7日 趙大偉 景愛萍：《數據賦能視角下在線出行服務動態價值共創過程研究》[J]，《商業研究》，2019年第4期 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標準化白皮書（2018版）》，http://www.cesi.ac.cn/201801/3545.html，2019年9月7日 陸春萍：《“互聯網+”環境下社會組織的結構轉型與治理》[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盧維林：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東華理工大學文法學院講師；宮承波：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刊學術顧問），